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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规范的现代汉语，也是我国各地各民族之间的通用语言。那么普通话是如何发展的呢?普通话究竟是什么话?为什么我们要说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来追寻普通话历史渊源。

　　普通话起源于雅言。雅言，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论语》。《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读《诗》、《书》和作傧相赞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正之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间语言、语音各不相同，因此孔子必须以雅言来讲课，才能使听者听明白。

　　雅言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到了秦汉时期，多称“通语”，隋唐时期多称为“汉音”。至宋元时期，则称为“正音”或“雅音”。一直到了明朝才叫做“官话”，并且沿用至清末。1909年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可见至少在这时候的通语已经改称“国语”了。这个叫名一直在台湾地区保留至今，但大陆地区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改称“普通话”。“国语”与“普通话”实际上是异名同实。

　　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发端，它不仅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明清官话、国语、普通话的诞生

　　各个时期的通语都是以某种通行范围比较广泛的方言为基础的，这个方言流行的区域通常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

　　从先秦的“雅言”，秦汉的“通语”到隋唐的“汉音”，其通语都是以现今河南洛阳、陕西关中地区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因此宋元的“正音”或“雅音”改为以现今河南北部至河北、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明初至明中期的“官话”是以现今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明中期以后至后来的普通话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方言为基础。

　　20世纪3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划分汉语方言时，把具备一定共性的方言统称之为“官话方言”，并沿用至今。从此“官话”一词只用于指称“普通话”或“国语”的基础方言，而跟“通语”的含义分道扬镳。

　　用“官话”来指称一些官员们特有的话语系统，最早是从清朝雍正皇帝时开始流传的。

　　雍正六年，有批广东、福建籍的地方官员被召见，但南方官员的粤语和闽语显然令这位皇帝无从适应，在听完一番冗长的汇报之后，雍正皇帝依然一无所知。这位皇帝敏锐地发现，如果这些官员下放到各地去治理民政，老百姓连语言都听不懂，更加谈不上治理。此外，上下级官吏相互之间听不懂，也为那些胥吏从中作弊提供了无数机会。于是，雍正皇帝颁布规定：生童举监，要在八年内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问案，不准用乡音土语。

　　自此之后，操有各地方言余音的“官话”成为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而普通民众也将官员们这种独特的话语系统称为“打官腔”。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国语。

　　而“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首次提出的。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内涵与规范(即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中国历朝的“官话”是什么？

　　秦朝

　　秦朝用的官话是东周时期形成的各国都有采用，经常用于各国之间交流的“雅语”。秦始皇在世时，向岭南发配及迁徙了大量的中原人，有记载的就达55万之多，还不包括因犯罪为了躲避处罚而逃亡到岭南的人。这些中原人来自原七国中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必须讲中原通用的“雅语”，才能相互交流和沟通。并且由于岭南当地处于蛮荒状态，人烟稀少，文化落后;而南迁的中原人人数众多，因此基本上没有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后来秦朝被推翻，原南迁的秦朝人赵佗在广州建立了南越国，地域为广东大部以及广西的东部，在南越国的地域内一直讲着秦朝时候的普通话，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就是广东的粤语。因此秦朝时所用的普通话就是现在的广东粤语。

　　汉朝和晋朝

　　汉朝成立后，以原来楚国人为主的刘邦政权，把原来的楚国话定为官方语言。楚国原来处于南方落后地区，为了与中原接轨，以及便与楚国新占领区交流和沟通，楚国从贵族到人民都学讲雅语，所以楚国后期的通用语言与中原的雅语已经比较接近了，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汉朝将原来楚国话当成全国通用的“官话”也容易被中原人接受，经过汉朝、三国以及晋朝几代，原来的楚国话成为中原人民通用的普通话。东晋灭亡后，中原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互相攻杀，一些中原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这部分中原人南迁后散居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及台湾等多个省份，但1600多年了，这些分布在各处的南迁中原人所用的语言基本上还能相通，说明他们所讲的语言与从中原出来的时候变化不大，还讲着从中原出来所用的汉朝普通话。这就是客家话。因此汉朝、晋朝时期的普通话就是现在的客家话。

　　唐朝

　　南北朝时，中原经过了“五胡乱华”的动乱时期，最后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鲜卑族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以鲜卑语当成普通话，而是用一种汉语的方言，就是他们在山西平城所学的平城方言当成国语(普通话)，把鲜卑语称为(北语);此后成为“国语”的平城方言很快在中原成为通用语言。至于当时的国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话，现在没有流传及样本依据;但从唐诗的格律及押韵的情况来分析，应该与五胡乱华前的汉朝官话变化不是很大，用现在的客家话来读唐诗，比普通话更押韵。

　　元朝建立后，所用的普通话与原来有相当大的变化。在明朝末年，四川由于战争损失了90%以上的人口;所以在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大量的移民从湖北、江西、湖南、安徽、甚至广西、广动各地迁徙到四川，四川的原住民数量稀少，所用的语言不足以影响这些外来移民;而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为了便于交流和沟通，不得不采用原来的官话(普通话)来交流，所以明朝时期的普通话在四川保留得比较完好。元明时期的戏曲中道白所用的语言也可以得到应证。

　　清朝入关统治全国后，他们没有以满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因为满语使用的人员少，并且文化内涵也远不能取代汉语，所以满清统治者还是以汉语作为全国通用语言。但他们并没有用原来明朝的官话，而是用他们没入关之前在辽东所学会的辽东方言来当普通话;而对汉族人来说，所用的也是汉语，并且与原来的语言变化不是很大，很容易学会，所以推广比较快。此后中国的通用语言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普通话了。

　　方言，是民族语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汉语方言又叫“地方话”。

　　汉语方言形成主要跟地理因素相关，如江河湖泊、山岭及交通要道;有的则与历史因素有关，如移民、驻军、行政区划等。

　　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和粤语。

　　秦灭六国以后，统一了文字，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书面语，即文言文。及至汉代，有了“通语”的名词，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就是用当时的“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

　　隋唐时期，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

　　汉族长期用“文言”，其最初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后来与口语差距越来越远，学习困难，使用人数很少。因此“白话”就产生发展了，并在宋元以后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同时又出现了用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等。

　　四大名著这些文学作品的流传，虽其中语言或多或少带地方色彩，但总的来说，基本上都属于北方话，这大大促进了北方话在全国的推广。

　　现代普通话标准是怎样确定的?

　　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在它被创造之前是没有哪个地区的方言就是普通话，只能说类似普通话：比如北京话等北方语系。也就是说普通话“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可是有一个地方的方言在当初仅仅以一票之差落败“普通话”，那就是成都话! 如果真要是成都话获胜，现在我们交流恐怕就是一口椒盐味的成都话了，想想还蛮有趣的。

　　那现代汉语的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到底中国哪里的普通话最标准?

　　当地文史专家认为，滦平方言之所以与标准普通话如此接近，与滦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迁民历史密切相关。

　　明朝初年，北方边境面对着蒙古造成的巨大压力，朝廷实行塞外边民强制迁入长城内的空边政策，结果滦平地区在之后约 200 年时间里一直是无人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承德庄田的建立才真正得到开发。早期来滦平的移民以王公大臣和八旗军人为主，通行北京官话，因此该地方言形成过程中既无土著语言的传承，又少受到北京土语(如儿化韵)的影响，语音比较纯正。

　　滦平方言之于普通话，如同 17-18 世纪的魁北克法语之于标准法语。

　　只是滦平方言更加年轻，还未有时间发生漂变。当代的北京土著要想说好普通话，还需先做练习，把“zhei 事儿听姆们的”的土音都替换成 200 公里外的河北滦平乡音。

　　普通话说得比北京人好很难吗?

　　北京人的普通话未必最好，其他地方的人说得自然也不一定就怪。

　　非标准语发源地的居民，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其普通话反而可能比普通话发源地的口音更加标准。比如在英国，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英格兰北部绅士，英语发音远比土生土长的伦敦东区码头工人更标准。“公认发音”与其说是某个地理区域的方言，不如说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特定阶层的社会方言。

　　而且，标准语确立较长时间后，在口音和标准语差距较大的方言区，居民往往会更加认真地学习标准语。跟普通话使用者对话时，四川人一般不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而上海人如果只会上海话，就会感到非常痛苦了。长此以往，最终后者的标准语往往会更加标准。

　　德国在这方面就较为突出。虽然标准德语并不源自某个特定方言，但标准德语的几乎所有特征，都反映的是德国中南部地区的高地德语。在靠近北海的低地地区，传统上则说较接近荷兰语的低地德语。

　　结果，伴随标准德语在德国的普及，低地地区的德语方言几乎完全被标准音所取代。如今，属于低地的汉诺威地区的德语被公认十分标准。

　　反之，和标准德语本来就较为接近的高地地区学习标准语的动力和热情弱得多，至今还往往带着较为严重的口音。

　　按次类推的话，200 年以后，其他省份居民说的普通话说不定可能会比北京人标准得多呢。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会让人标准语说得特别好：当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进入某地，人数远远压倒本地人口时，为了交流方便，他们往往会选择使用标准语沟通。虽然第一代移民容易带上各种各样的口音，但是他们的子女往往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氮素...

　　当然，历史和未来都不容假设！

　　既然已经选出北京都地区的语言作为普通话，

　　我们当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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